從 1949 年至 1987 年,臺灣社會長期被所謂「戒嚴體制」所籠罩。根據 1949 年 5 月 19 日公布、20 日生效的戒嚴令〈臺灣省政府臺灣省警備 總司令部佈告戒字第壹號〉規定:「嚴禁聚眾集會、罷工罷課及遊行請願等行動」;以及〈戒嚴法〉第十一條規定:「戒嚴地域內,最高司令官有 執行左列事項之權:一、得停止集會結社及遊行請願。上述集會結 社及遊行請願,必要時並得解散之」,從而對人民集會遊行的自由或權利,造成相當大的限制。
從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的角度,二重疏洪道的興闢所引發的洲後村從民國69年開始陳請與抗爭事件,不僅是一個單純的地方抗爭事件,對當時台灣有相當深遠的歷史意義,在戒嚴時期威嚴的政治氣氛下,洲後村全村村民為了自己身家性命財產,與政府當局採取激烈抗爭手段,吸引媒體持續關注與追蹤報導,成為社會和社運人士關注焦點,使政府不得不採取和諧拖延處理原則,對當時威權統治造成明顯而嚴重的挑戰,也戳破了戒嚴時期人民不能集會遊行請願的禁忌。
不過,隨著二重疏洪道的動土、竣工,「洲後村」-開啟歷史新頁的村落,也從此在台灣的版圖上消失,成為供後世憑弔的歷史名詞。五股洲後村的世世代代將永遠散居在現今的新北市蘆洲區及其他地方。信仰中心忠義廟也幾經努力,終於在蘆洲區長安街重建,煥然一新的廟宇,成為當地新的信仰重鎮,擴大信徒祭拜範圍,從五股人成為了蘆洲人,歷史的轉折變化,將永遠記住這一事實。洲後村村民的犧牲奉獻,造就
大台北地區三百多萬居民的安全,讓三重、蘆洲、五股地區擺脫了水患的噩夢,眼前雖是顛沛流離,然而這樣的?牲小我成就大我的精神,必為後世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子民們所感念於心。
「洲後村遷移後,許多老人憂鬱焦慮而死或喝農藥自殺,如同一群孤鳥無處棲息,內心憤怒至今難平」,一群洲後村老村民無奈憤懣地敘述這一段難忘而不堪回想的歲月,如果政府的安撫措施再懷柔低調一點,或許流離顛沛的心情稍能慰撫,如果社會稍微重視這一段歷史,加以表彰感恩,洲後村村民的犧牲會更加驕傲,一切的如果和但是,都在社會的現實功利中逐漸被淡忘。